地方志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的作用——以甘肃省河西地区方志为例

甘肃是名副其实的长城资源大省，其中河西走廊作为丝绸之路交通要道，迄今仍有大量的汉、明长城遗存。目前，甘肃省正加速推进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甘肃段）建设。甘肃河西地区的长城呈带状分布，蜿蜒数千里，穿越不同的县（市、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也必然落到具体的县（市、区），这就需要地方文献，尤其是地方志的支持。地方志与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结合既有利于河西地区方志资料和方志学的推广和利用，也有利于推进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甘肃段）建设。

一、地方志资源与长城国家文化公园要素的耦合

国家文化公园是由文化遗产本体组成的系统，建设注重整体性，其要素总体上可以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物质要素，如长城之城墙、大运河之河道、运河河道上的桥梁、长征线路上的会址、遗址等；第二类是精神要素，包括主题、象征符号、精神内涵及其关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三类是事件要素，导致文化遗产形成和发展的各类历史事件等。三类要素形成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关系。地方志不仅为挖掘、阐释和弘扬长城国家文化公园蕴含的三类要素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也在保护、传承和利用长城文化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推动长城资源的保护与整合

地方志详细记录了长城沿线的历史变迁、建筑特点、军事防御体系和与之密切相关的民俗文化、历史故事等，这些记录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保护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数据和历史依据。同时，通过对地方志的整理和研究，可以全面了解长城沿线的文化遗产分布、保护状况以及周边的环境，明确长城沿线地区的资源禀赋、人文历史和区位特点，能帮助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科学规划保护区域、制定保护措施和合理安排保护项目。

（二）激活长城历史记忆传承脉络

文化记忆理论表明，集体记忆是一个社会群体对过去共有的、共享的记忆，它通过文化符号、仪式、文本等媒介传承。作为国家叙事中的中国国家文化公园，其核心在于促进各民族（族群）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在的文化认同，构筑起中华民族共同体基于历史文化记忆之上的观念共享、价值互认与心灵皈依的精神家园。地方志，作为地方历史文化的全景式记录文本，为长城沿线地区民众构建起集体记忆的时空坐标。从这方面来讲，地方志与国家文化公园具有高度的耦合性，长城的修筑过程、古代戍边军事活动、沿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和方志中记载的历史故事、民俗文化等，都成为当地民众口口相传与文字记载的集体记忆，这些记忆构建起地域文化认同的坚固框架，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提供连续、完整的历史文化叙事和凝聚情感的向心力，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驱动长城文旅产业融合创新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需要体现地方性、特质性，避免同质化建设。而地方志恰好就是一座丰富的地方文化资源富矿，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文化旅游深度融合提供丰富的创意素材。武威市在建设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文旅融合区时，本着“宜融则融、能融尽融”的原则，将主题展示区长城文化资源与周边历史文化、自然生态、现代文旅优质资源有机融合，形成资源互联、优势互补的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充分展示各县区丰富的文旅资源特色。如武威市凉州区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中，围绕黄羊河葡萄酒小镇建设，根据地方志等文献，整合天梯山石窟文化、西夏文化、五凉文化等历史文化元素，有机地将长城文化融入其中，发展乡村葡萄园、农家乐等旅游产品。

（四）营造丰富多彩的文化场景

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场景是国家文化公园文化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河西地区长城沿线自古就是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之地，形成农耕、游牧、商贸等多元文化交织的生态景观。地方志中记载了不同民族在长城周边往来贸易、通婚融合、文化交流等活动，如关于酒泉地区的“茶马互市”，明万历时期的《肃镇华夷志》中就提到：“如东关厢寄住各夷，若哈喇灰、畏兀儿之属，各夷买京师茶叶匹段，运至肃州，与南北番夷交易，相换马匹牛羊以为利。”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中，依托历史上长城沿线的茶马贸易，融入现代因素，营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场景，从而彰显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提高“万里长城”整体辨识度，避免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同质化。

二、地方志资料与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

长城防御体系作为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文化遗存，集大量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于一体。作为物质文化遗产的长城，除本体建筑（含墙体、烽燧、墩台等）以外，还有军事聚落（含镇城、卫城、所城、堡城、驿站等）、公共建筑（含衙署官邸、仓储草场、庙宇祠堂、学校书院等）和遗迹遗存（水窖、居住址等）。让这些物质文化遗产“活”起来，并助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甘肃段）建设，需要借助古文献，尤其是明清时期的地方志。不管是讲好长城故事、弘扬长城文化还是打造长城文化IP、建设文旅景区，都需要大力挖掘方志资料。下面将从本体建筑、军事聚落、公共建筑和遗迹遗存四个方面论述方志资料与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

一是方志中的长城本体建筑。对于长城本体建筑的考察，除了考古田野调查，地方志也是这方面的重要资料。边墙、壕沟、烽燧、墩台等，这些长城本体在战斗、指挥、观察、警戒、通信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时，这些无疑是要重点关注的对象，这就需要充分利用古代的方志资料。以山丹县的汉明长城为例，方志中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当时修筑长城的经过及其边墙的高度和长度、经过的地区，如清顺治时期的《重刊甘镇志》就记载了山丹、洪水等处地方，“修筑墙、壕、崖榨长六百九十八丈。墙底阔一丈二尺，顶阔五尺，高一丈七尺；壕口阔、深各三丈，底阔一丈；崖榨深高三丈。”若要讲好山丹县的长城故事，让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内容更充实，更具有文化气息，这些地方志中的内容必不可少。方志中对于长城本体的记载也为我们保护和修复长城起到重要的作用，让我们在长城的数字化场景复原方面有了很重要的参考依据。

二是方志中长城沿线的军事聚落。长城不是孤立的一道墙或几道墙，长城是一个由点（关堡、烽燧、驿站）—线（长城本体、驿传和烽传线路）—带（军事防御、文化交流及物资交换所在的长城防区）—层次体系（防御体系的层级关系）构成的地理尺度的空间实体和文化遗存。长城沿线的镇城、卫城、所城、堡城、驿站等军事聚落是长城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长城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是建设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重要实体空间。同时，这些军事聚落繁荣了当地的商贸文化，沿线的关隘、驿站、集市等成为商品贸易的重要场所，促进了河西地区与周边地区的贸易往来，带动了沿线各地的经济发展。明清时期的方志详细地记录了当时长城沿线的军事聚落，如清乾隆时期的《古浪县志》记载了明朝时期古浪所内重要的营堡有大靖城、安远堡、土门堡、黑松堡，驿站如古浪驿、黑松驿、安远驿、大靖塘、土门塘等。许多军事聚落因为驻军和贸易的兴盛逐渐发展为今天的城镇，如明朝的大靖城发展为大靖镇、古浪驿发展为古浪县城、土门堡发展为土门镇、黑松堡发展为黑松驿镇、安远堡发展为天祝县安远镇，其中大靖镇还在2007年被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列入第三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古浪段）建设需要整合周边的文物和文化资源，加大长城旅游资源的开发力度，在建设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基础上实现周边村镇的乡村振兴。在这方面，方志可以充分挖掘当地村镇的文化资源，无论是传统集会、民俗节庆的开发，还是依托商道驿站文化建立的文化特色小镇、塞外民宿，都需要参考地方志。

三是方志中长城沿线的公共建筑。长城沿线的公共建筑也是重要的长城物质文化遗产，与长城的历史和文化息息相关，它们见证了长城内外重大的历史事件、重要人物的活动、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这些公共建筑是历史文化的综合体，有着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对于打造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有着重要的作用。无论是使用AR复原长城历史文化、建设“露天长城博物馆”，还是打造长城文化新IP，都需要从地方文献中挖掘相关信息。河北省张家口市积极打造“长城文化+旅游+现代商业”新IP，按照历史布局，规划了商业步行街区、广场区等，努力还原明清时期历史原貌。河西地区的嘉峪关、张掖、山丹、民勤等地都有着丰富的长城资源，也可以打造自己的“长城文化+文旅商”模式，如清道光时期的《山丹县志》记载了山丹县明清时期街区四衢通明，正南街有文庙巷、城隍庙巷、钟楼巷，正东街有仓湾巷、小壑巷、大壑巷，市铺在南关厢等。其他诸如山丹县的社稷坛、先农坛、文庙、武庙、城隍庙等建筑都在方志中有记载，对于场景再现、文化遗产的保护等都有重大作用。此外，方志在保护历史遗珍、留存乡土记忆中也具有独特的功用，为当地历史街区的保护利用提供依据，从而服务于经济文化的发展。

四是长城沿线的遗迹遗存。方志中有大量的当地遗迹遗存的记载，为我们进行文物保护和考古勘察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当地的金石碑刻，内容涉及长城的修建、军事防御、城市的建造、人物墓志铭和坛庙、开垦田地、水利设施的修建等，这些碑刻主要保存在方志的“艺文”“金石”“碑记”等类目中，还有的碑刻虽早已散失或者无存，却幸而保留在了方志中。以武威市为例，明万历时期的《修凉州城记》对于我们研究武威（凉州）城的建设及其发展历史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碑立于明神宗万历八年（1580），可惜已经散佚，幸而清张澍《凉州府志备考》中记录了碑刻原文。《凉州府志备考》《武威县志》《武威县志稿》《民勤县志》也有遗失原碑的碑文记载。这些大量的碑文对我们研究明清时期凉州城（今武威）的城市发展、明清时期凉州城的军事防御、城市内著名景点和建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地方志资料与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

长城沉淀了丰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涵盖防御编制、屯田贸易、民俗文化和历史事件与人物，这些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蕴含着丰富的历史记忆与民族精神，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不可或缺的支撑。建设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对于长城沿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和传承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性机遇，而记载地方历史地理的方志资料可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一是方志中长城的防御编制。长城的防御编制是长城防御体系的重要内容，其内容包括军事级别、守将级别、官军人数和马骡数量。长城的防御编制对于长城周边城镇的发展、交通体系的构建和物资交换与贸易起着重要的作用。现存河西地区方志尤其是明代和清初方志是我们研究这方面的主要资料，如清顺治时期的《重刊凉镇志·古浪所志》中就完整记载了明代和清顺治时期古浪所的堡城、营寨、烽墩的军制、哨兵数量和马匹数量，如土门堡，明额马兵四十名，守兵三百一十名，在堡马四十九匹；清顺治时期步守兵一百四十名，官骑自备战坐马四匹；大靖营参将所辖境内，沿边烽墩一十三座，安设守瞭兵二十六名。明长城的防御编制设置反映了当时的防御观念和军事文化，对于我们整体性了解长城防御体系的军事价值和历史价值起着重要的作用，也是建设长城国家文化公园不可或缺的内容。作为无形文化遗产的明长城军事防御编制，可以将长城有形文化遗产与无形遗产进行秩序性与系统性的串联，实现明长城军事防御体系的整体性保护。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运营中，可以利用现代AR、VR技术，还原古代长城的防御编制、军事演练等，游客可以通过手机或AR、VR、全息投影等高新技术手段观看古代长城的防御编制、军事演练和战争活动，让游客身临其境感受古代战场的氛围和长城周边将士的日常生活。

二是方志中长城沿线的经济贸易。河西地区的长城连接着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是双方进行商贸、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明长城沿线开设的“马市”，也是中原农耕民族同北方游牧民族互市贸易的场所，是明代和平时期文化交流的重要凭据。长城彰显了中华民族守望和平、开放包容的时代精神，有利于坚定文化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志资料中大量记载了这方面的内容，除前述方志中记载的有关“茶马互市”的内容外，清顺治时期的《重刊万历肃镇华夷志》还记载了明朝时期与周边游牧民族的贸易，如罕东卫（在西宁卫西北），古西戎别种。明洪武三十年通贡，因置卫……永乐三年，锁南吉剌思同凡塔力袭等十六人贡马……各赐冠带、钞币。清顺治时期的《重刊甘镇志》收录明朝嘉靖时期巡抚都御史杨博的《议饬军旅备长技御虏疏》中更是说明了茶马贸易在促进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乃至安定边疆，稳固中央政权、维护国家统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西宁近住诸番，每年以茶易马，番汉均获其利，甚为良法……若使每年许巡茶御史于甘州一带亦开茶易马，各番必将东从。”因此，长城内外的经济贸易，其内涵和价值不仅在弘扬长城文化，而且更具有现实的价值和意义。借助古代的茶马贸易，结合甘肃河西地区丰富的茶文化和独特的自然生态景观，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日常运营中，推广本地区的“杏皮茶”“罐罐茶”“枸杞八宝茶”等茶饮品，宣传本地特色的草原赛马活动，推动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旅游产业。

三是方志中的诗文。河西地区是古代重要的边防要地，从汉代开始，无数仁人志士来到河西地区建功立业，并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诗篇和文章。这些诗词以长城和长城沿线地区自然风光为主题，描绘了长城的雄伟壮丽与河西地区的边塞风光。如《肃州新志》中岑参的《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玉门关与盖将军歌》，《甘州府志》中王维的《出塞作》《燕支行》、陈棐的《山丹》《闻边警二首》，《嘉峪关志》中洪亮吉的《出关作》、林则徐的《出嘉峪关感赋四首》等。通过这些诗词，我们可以感受到长城所承载的深厚的民族情感和历史记忆，以及古人对长城的敬畏与赞美之情。

四是方志中的民俗文化。长城沿线文化底蕴深厚，数千年来积淀孕育出丰富的民俗文化。河西地区目前共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8项，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207项，如河西宝卷、武威攻鼓子、凉州贤孝、民勤骆驼客、甘肃民间故事（苏武故事）、张掖市剪纸、甘州小调、酒泉夜光杯雕、酒泉甘地蹦子、敦煌曲子戏等，涵盖民俗、传统舞蹈、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音乐、曲艺、民间文学等类型。每一项非遗项目都与当地的自然、人文环境密切相关，生动展现了河西地区长城沿线的风俗人情与文化特色，也是激发长城活力的动力源泉。这些民俗文化和非遗项目很多在方志中都有记载，如民勤的驼户、驼队、驼商历史悠久，在西北久负盛名，形成了在甘肃省乃至全国独具特色、自成一体的民勤骆驼客文化。2011年3月，民勤骆驼客被确定为甘肃省第三批省级非遗项目。2017年民勤驼队传说、驼夫号子也被列入第四批省级非遗名录。光绪时期的《镇番县乡土志》中记载，“棉花自哈蜜（密）以驼由戈壁运至本境”“白米、糯米、小枣或车马或骆驼由甘州运至本境”。可见在明清时期，镇番县（今民勤县）的驼队和驼商相当兴盛，成为重要的物资运输方式。“长城+非遗”模式中，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是非遗保护传承的新平台，非遗是激活长城文化旅游的重要引擎。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里，可以建设长城非遗馆或者民俗文化馆，充分利用和活化周边沿线地区的非遗资源，整合音乐、舞蹈、戏曲、民间故事等多种元素，创作出大型的沉浸式演出，在春节、国庆等重要节庆日为观众奉献出精彩的视听盛宴。

五是方志中的历史故事。作为“丝绸之路”重要通道的河西走廊，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曾经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创造了无数可歌可泣的、瑰丽多彩的历史故事。可以说，这些著名将领的事迹和历史故事不仅可以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提供文化滋养，打造地标景观，也有利于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和长城文化的宣传。以清嘉庆道光时期张澍的《凉州府志备考》为例，该书的“人物”类目中共记录汉代到明代与凉州有关的人物二百三十余人，其中著名的有金日磾、段颎、贾诩、段韶、契苾何力、岳钟琪等。成书于光绪时期的《肃州新志》其“职官·名宦”“人物”类目中记录了与肃州有关的张骞、霍去病、耿秉、班超、张奂、张芝、吕光、苏定方、高仙芝、张议潮、邓愈、冯胜、陈九畴、王斌等著名人物，并简要介绍了他们的生平事迹和历史贡献。清顺治时期的《重刊甘镇志》也有张三丰在甘州云游的传说。2011年出版的《嘉峪关志》中，专门记载了与嘉峪关长城有关的传说故事，如“山羊驮砖”“一块砖”“李陵碑的传说”“木兰箭”等。自汉代以来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如此多的仁人志士和英雄豪杰留下了许多荡气回肠的历史故事和动人传说，他们有的体现了开疆拓土、保家卫国的民族精神和家国情怀，有的彰显了敢为天下先的开拓精神、矢志不渝的顽强毅力，有的展示了淡泊名利、勤学苦练、勇攀艺术高峰的艺术精神，他们的故事在我们弘扬长城文化，讲好长城故事，在凝聚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和运营中，可以对这些著名人物的事迹和故事传说进行修订和改编，并将其融入景区解说词之中，丰富长城文化讲述的内容。借助这些荡气回肠的人物事迹和扣人心弦的故事传说，结合相关长城诗词，可以打造长城文化研学基地，开发长城（边塞）诗词、长城历史文化等精品研学课程，不断丰富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旅游产品供给。

四、结语

国家文化公园是以文化资源为支撑，保护利用文化遗产，传播国家优秀文化，满足国民精神文化需求的公共文化空间体系，其与以自然生态保护为主的国家公园有着本质的区别。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性一方面体现在文化价值上，即其体现并彰显了国家民族文化精神、文化符号和文化认同。因此，建设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就要充分挖掘地方文化资源和文物遗产，找到最能代表当地的特色文化资源和文物资源。这就需要我们充分利用本地区的地方文献，全方位赋能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在实践中，应强化地方志研究和创新应用转化机制，充分重视、深入挖掘地方志价值，将其融入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运用和发展之中。同时，各地也应加快地方志数字化、普及化进程，让古老的地方文献焕发新生，持续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这一国家文化战略工程注入持久动力。

（作者：刘茂伟，武威市凉州文化研究院研究实习员）